所以我觉得民族志电影最宝贵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我可以用影视的手段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知识记录得有多精美。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前辈们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影像记录、影像表现的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有可能找出什么方法去做一些实验和尝试?平时这样做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换个角度、换个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会比较好。在积攒了大量拍摄素材后,罗冬在剪辑中进行了戏剧构作,串联起“玉梅阿姨”从一段不成功的联谊关系飘到下一段,从一个不满意的住处寻到下一处。那些原生的素材会不会有更紧凑、更强烈、更有戏剧性和问题意识的构作方式?也许是有的。但《梅的白天和黑夜》现在的模样维持了一种温柔体恤的开放感,仿佛安静地凝视着市侩土壤里,无声无息地开出一大片野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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